《牛羊日历》一卷，唐太和九年刘轲作。斥三杨与李宗闵、牛僧孺之恶。谓僧孺结宦官杨承和，穆宗不豫，尝怀异图。后有怀栾子皇甫松书，称此书为信史，目僧孺为太牢。又谓僧孺母不检，作《周秦行记》，呼德宗为沈婆儿。录恶已甚，岂李卫公党嫉恶牛公者所为乎？

呜呼！士之遭时遇主也，非有帝室之亲，而怀腹心之忠；非有列国之封，而奋手足之卫，其为作史者固宜取大节而弃小疵，美其犯患，而遗其细过，然后可以激忠臣而励志士。茍惟徒责其小疵，而弃其大节，论其小过，而掩其犯患之功，则是以成败论人矣。且以李训而论之。其始也布衣贱士，于李氏非有帝室之亲也；使其功成名立，于唐世非有列国之封也。而能竭忠愤志，以为文宗谋者，何耶？谋而就乎，大则左右仆射，次则侍从之官耳。身没之后，子孙贤乎，食唐之禄；其不贤乎，为唐之民。谋而弗就，身膏斧钺，诛及妻孥，宗族绝灭，为天下笑。然李训为之而不辞者，岂有他哉？志在安宗社而尊君父也。作史者不能深探其心，而以浮躁责之，此愚所以掩卷而叹也。且《春秋》之法，君弑而贼不讨，则深责其国，以为无臣子也。宪宗之弑，历三世而贼犹在，方是时，非无臣子也，刘蕡以言逐，申锡以言诛，天下之士，由是缩首畏祸，持禄养交而已。惟一李训，义不顾难，忠不避死，慨然为文宗谋，杀陈弘志，鸩王守澄，而杨承和、韦元素、王践言之徒相踵而死，元和逆党，几于殆尽，少足以快天下之怒，未足以雪宪宗之耻。惜乎训之情锐而气狭，志大而谋浅，立功名之地而不处之以谦厚，蹈安危之机而不先之以沉默，反与郑注怙权，斯所以致甘露之祸也。且以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，鱼弘志为右神策军中尉，天下之权，尽在二人矣，举手伸缩，便有轻重，岂可以白徒而搏精锐哉？为训者，胡不告文宗曰：举神策之兵而委之于将，罢二人之柄而付之有司，然后有罪者诛，无罪者释之，使天下之人，晓然知宦寺之罪不可赦也，则仇士良、鱼弘志乃一妇人女子之力耳。其次者，从郑注之谋可也，岂有甘露之祸与？而不知出此，反以谲诈败天下事，抑亦当时衣冠之厄会也，唐社稷之不幸也。设使当时无风动庑幕之变，足知阍寺之不可逃矣。岂天意之不佑，俾人谋之洄刺者耶？唐史惟知罪其浮躁而失之，愿执事者思之也。